帛书经络-bushangwang

二、《黄帝内经》是经络基本理论的源泉

    考证马王堆汉墓形成于公元前168 年(汉文帝十二年) 。从“帛书”到《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成书年代应有一段演续时间, “内经”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方剂略》《, 汉书·艺文志》，应是在公元前26 年(西汉成帝河平三年) 。公元前26 年以前的70 余年的时间内，在这段时间经络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帛书”中只论及到“灸”，并没有“针刺”的内容，且只论述了有关十一条经脉,所以命名为“十一脉灸经”。《帛书》的经络理论虽然和《内径》的《灵枢·经脉》篇相比内容上有较大的差别,但是已经与《灵枢·经脉》的内容有沟通。《灵枢》是《内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内容讨论针灸的问题，,曾被不少学者称为《针经》、《九卷》、《九针》等。至于其成书年代至今仍有争议,某些学者认为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从部分章节文字、语言、用词及背景看来,确有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可能。但是,如此重要的古医籍在《史记》中没有记载。《史记》成书于公元前99 年。据多数学者的推测意见《内经》似应是成书于公元前99 年之后。元朝吕复在《九灵山房集·沧州翁传》中分析了《内经》不同篇章理论阐述有相互矛盾的现象,谓“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称述,亦非一人之手”。《内经》辑录者并未对当时中医理论中不同的见解做出定论,只是将不同的医籍辑录在一起,其中包括了部分春秋战国时的古医籍。这就造成了后人对包括经络理论在内的中医基础理论体系认识上的争议。概括《足臂》、《阴阳》与《灵枢·经脉》之间的区别有如下几点需要探讨。

1. 经脉的名称、数目从经脉的命名来看,《灵枢·经脉》篇已经以“手”字代替了《足臂》中的“臂”字, 《帛书》的两种文本:《足臂》) 和《阴阳》均未提及“手”。这说明了古人在《灵枢·经脉》篇认识经脉的过程已经进了一大步,标志着经脉循行线的延伸与发展,客观上也促进了腧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灵枢·经脉》篇中，《阴阳》的手三阳经被分别命名以肩脉、齿脉和耳脉,进一步接近临床实际,但并未阐明手足阴阳的关系。《足臂》各经的名称虽然将各经脉名字均以手足阴阳命名,但其名称前并未加脏腑名称,如“足阳明脉”、“足泰阴脉”等。而在《灵枢·经脉》篇，则称为“胃足阳明之脉”、“脾足太阴之脉”,已在名称上把经脉和与之相关的脏腑相联系。这里《灵枢·经脉》将脏腑之名置于手足之前,可能说明古人更加注重脏腑在经脉循行中的重要地位,体现了中医的“阴阳”整体观。有关经脉的数目问题，先秦时期有“天六地五”的术数观。如《左传·昭公元年》有“天之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天有风寒热湿燥火六气,降生酸苦甘辛咸五味。而《易经·系辞下传》曰:“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 阳卦奇,阴卦耦”。说偶数为阳,奇数为阴。可能是受其影响的然故。《帛书》的经脉含阴经五条和阳经六条,与传统医学的五脏六腑相合。似乎不是指经脉数目。《灵枢·经脉》在十一脉经的基础上,为适应阴阳相合的理论，已将十一经脉补充为“如环无端的十二经脉系统”,应该说《灵枢·经脉》大大的丰富和发展了经络理论。

2 经脉的起、止、循行

《足臂》手之阴经起于前臂,手之阳经起于手指。《阴阳》上肢五条经脉没有一定的规律,齿脉有两个起点—起于次指与大指,肩脉起于耳后。但《灵枢·经脉》篇记载手三阴经起于胸腹,手三阳经起于指端。《帛书》的《足臂》大(太) 阴脉“被胃”外,其他经脉均起于肢端,大多起于踝部附近。《足臂》中十一脉俱向心走行，除太阴脉远心走行外,均为向心走行。《灵枢·

逆顺肥瘦》总结了《灵枢·经脉》中经脉的走行:“手之三阴,从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头走腹”。形成了内外相贯,如环无端的经脉循行。

3.经脉的分支与脏腑关系

《足臂》中足太阳经和足少阳经各有2 条支脉,而其他9 条经脉均无支脉。《阴阳》中11 条经脉均无支脉。《灵枢·经脉》中则每条经脉均有支脉,少则1 条,多则4 条,共计23 条支脉。《灵枢·经脉》比《帛书》十一脉起止点范围明显扩大,循行方向亦由远心为主变为首尾相贯、如环无端的循经走行,并且增加了大量的支脉,极大地丰富了经络系统的循行内容。《帛书》两种文本中,只涉及到心、胃、肝、肾四个脏腑。到了《灵枢·经脉》,十二条经脉发展成阴经属脏络腑、阳经属腑络脏的关系。

4.　经脉与病症的关系

《足臂》描述其经脉病症：“其病⋯⋯”，描述的均较简单。而《阴阳》在描述其经脉病候形式上和《灵枢·经脉》有相似之处，两书描述经脉与疾病的关系用到“是动病”、“所生病”之语,但由于经脉循行路线所限,经脉病症描述亦较简单,均未见明确的描述有“气盛”、“气虚”等字样的病候变化之说。在《阴阳》中臂钜阴脉提及：“是动病”、“臂蹶(厥) ”；“,所生病”提及“胸痛,肩痛,心痛,四末痛,为五病”。论及齿脉病症:“所生病”是指“齿痛, 肿,目黄,口干,痛,为五病。” 足泰阴脉病症:“所生病”提及“独心烦,死;心痛与腹胀,死;不能食,不能卧,强吹(欠) ,三者同则死;溏泄,死;水与闭同则死;为十病”。“所生病”论及“胁痛,为一病”。肩脉:“所生病”论及“颔痛,喉痹,肩痛,肘外痛,为四病”。“所生病”论及“头痛,耳聋,项痛,耳　(强) ,疟,背痛,腰痛,尻痛,痔, 痛, 痛,足小指痹,为十二病”。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阴阳》各经脉所主的病症中,主要是以经脉循行路线上的病症为主,但《灵枢·经脉》所描述的“一病”、“三病”、“四病”、“五病”、“十病”、“十二病”的病候，病症显然增多。前面已经论述，《帛书》病症中均未提及针刺问题,《阴阳》全书只论证候,没有提及“针灸”,《足臂》皆有“诸病此物者,皆灸×××脉”句式,表明成书时期灸法盛行,而且是将艾灸整条经脉作为治病的手段。

从《帛书》和《灵枢·经脉》病症的区别看，我们举例《灵枢·经脉》中手太阴脉新增部分病候，为肺脏病变,而《帛书》的手泰阴脉所主病症均为心脏的病变；《灵枢·经脉》手太阴和手足阳明“所生病”病候中,出现了区别虚实的病症。手阳明大肠经、手太阳小肠经、手少阳三焦经在《阴阳》中，以齿脉、肩脉、耳脉命名,恰当地指出了手三阳脉的主病特征。《灵枢·经脉》则提出了“是主津所生病者:目黄,口干,鼽衄,喉痹,肩前痛”;“主液所生病者:耳聋,目黄,颊肿,颈、颔、肩、肘臂外后廉痛”;“主气所生病者:汗出,目锐眦痛,颊肿,耳后、肩、肘、臂外皆痛”。但仍没有典型的关于“津、液、气”病症的描述。表明《帛书》成书的年代显然早于《灵枢·经脉》，这与《帛书》十一脉经络系统所叙一致。在《灵枢·经脉》中,脏腑的名称已被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表明当时藏象学说在中医理论中已经有了日益重要的地位。经脉的循行方面《, 灵枢·经脉》较《帛书》十一脉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十二经脉首尾相连、如环无端的循行系统至此正式形成,其理论与现今的西医学的血液循环系统的的构架有极为相似之处,这在当时医学解剖很不发达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在《帛书》十一脉系统中经脉和脏腑的联系还是较疏远,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脏腑理论体系。可以说，《灵枢·经脉》的脉络脏腑理论的出现，对后世中药性味归经理论的形成有了重要影响。《灵枢·经脉经脉病症的论述较《帛书》十一脉系统有较大的改变,并且所论述的病症有了明显的增加,这恐怕得益于《灵枢.经脉》时期的作者更加广泛的联系的临床实践的结果。

三、《灵枢.海论》脏腑理论的出现
　　《灵枢.海伦》是在我国古代医书中最早记载对脑功用的认识。“脑为奇恒之腑”，位于颅内，由髓汇集而成。并说：“脑为髓之海。”这几句话精确的勾画出了脑的位置以及与脊髓的关系。《素问•五脏生成篇》说：“诸髓者，皆属于脑”。至于脑的功能作用，已略见于《灵枢•大惑论》中。“脑髓”作为人体中的一个器官，有其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我国在两千年前就对它的位置、形态和作用有了一定的认识，很是难能可贵。

《灵枢·海论》篇同时指出：“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本篇论述了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等组织器官，之所以能保持相对的协调与统一，完成正常的生理功能活动，是依靠经络系统的内联脏腑，外络肢节，达到内外联络沟通而完成。十二经脉与奇经八脉、十五络脉，纵横交错，入里出表，通上达下，联系人体各脏腑器官与组织；经筋、经皮联系四肢、机体筋肉皮肤；浮络和孙络联系人体各部微细结构部分。如此，经络将人体联系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经络的联络沟通作用，也反映在经络具有传导、传递信息与能量的功能。这样，体表感受到的病邪和各种刺激，可通过经络传递于脏腑；如果引起脏腑的生理功能失常，亦可反映于体表。这些都是经络联络脏腑、沟通内外作用的具体表现。当然， 《灵枢·海论》对有关病症的描述还很多，在这里仅仅举个例子说明罢了。